如松:战争才是真正的“解药”

多数人不喜欢战争,热爱和平几乎是所有人的心愿,但战争的到来又从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。纵观人类历史,战争与和平总是相伴相生,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战争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主旋律,这在中外历史上几乎比比皆是,为什么会这样哪?

源于阶层固化就是战争之源!战争又是解决阶层固化的最终手段,这里的战争包括内部内战和外战! 就以西汉王莽时期为例。

自从西汉中期开始,伴随着独尊的一家文化,大氏族开始不断崛起,要注意独尊的一家文化实际是宗法文化,在这种文化中,特权是唯一的核心,皇族的特权自然是独一无二、高高在上的,然后就是士大夫的特权(刑不上大夫)、夫权的特权、长辈的特权、官场中上级的特权、大家族的特权等等就也同时被尊崇了起来,这让特权的利益不断放大并在社会生活中编织成密集的网络。在这样的特权体系中,社会财富就会快速、密集地向上层集中。这里的原理是很明显的,以特权(行政权力是核心部分)去聚拢社会财富当然会战无不胜、所向披靡,让财富的聚拢十分迅疾。最终就会导致社会阶层严重的分裂,当社会财富聚拢到上层手中之后,它们就会通过立法、文化、把持权力等方式固化自己的财富地位,最终,就达到了社会不同等级的固化。 

在阶层固化的过程中,不得不提的是董仲舒。董仲舒极力鼓吹天命论让社会相信无论一个人是皇帝、士大夫、大氏族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平民,都是天命所归,目的当然是让人们安于现状。当平民不**的时候才可以实现社会稳定,进而保护了上层的利益,彻底实现了阶层固化。董仲舒的天命论是十分荒谬的,如果汉高祖刘邦安于一个农民的身份,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汉朝,汉朝的皇权(天命)又从何而来?汉朝的士大夫们(天命)又给谁服务?天命论在东汉和两晋时期进一步上升为血统论,也就是说,一个人吃不饱穿不暖是血统所致。     这世界确实有天命天理,天命天理都来自人心,也因此,刘邦得到天下多数人的拥护最终建立了大汉。董仲舒等人鼓吹天命论是用来固化少数人的利益,违背了天下多数人的人心,也即违背了天命天理,将繁荣昌盛的大汉推入衰落之中。 

当阶层开始分裂并固化之后,就会发生两件事: 

第一,贫富差距恶化导致社会基本矛盾加剧,此时,上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,就必须壮大国家机器,让财政支出快速放大。

第二,随着社会财富向上层集中,上层有很多手段规避纳税(皇族基本上都是名正言顺地不纳税),甚至它们都可以左右税收政策,这就导致国家的纳税基数不断减小,让持有少数社会财富的中下层承担更多的、更重的税赋,最终落入赤贫。 

当财政需求不断放大而纳税基数不断减小、中下层民众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之后,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激化,朝廷因税收不足就会被穷死,小民就会被逼走上梁山的道路,导致社会动乱。

要说明,此时的动乱绝不仅仅是小民和朝廷之间的游戏,主角却是大氏族、地方豪强,它们与皇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在一个朝代的运行过程中不断壮大,当动乱来临之时它们就会窥视天下。它们无论参与朝廷**小民还是参与小民对抗朝廷,都是为了壮大自己,都是为它们争夺天下所服务的,所以,它们是当之无愧的主角,是结束一个朝代的核心力量。

在整个过程中,贫富差距恶化、阶层固化就会导致战争,路线是十分清晰的。 

所以就看到下述现象:西汉王朝到新莽时期,王莽进行了以下“改革”,第一,将州、郡、县三级管理体系改为州、部、郡、县四级管理体系,国家机器严重膨胀,这不过是希望加强对民众的管理。在另外一些时代,也经常出现不断拆分地方州、郡、县的举措,让州郡县的数量越来越多(社会管理人数不断增长),这是防止地方尾大不掉的手段,目的也是为了强化对地方的治理。当然,更多的情形是国家管理机构不断增加,各个机构的管理人员数量不断增加,也是为了强化对社会的管理。这些都是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恶化之后的必然现象,导致财政支出快速膨胀。第二,当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时候,王莽不断换币(也就是铸造越来越小的钱)。今天我们知道,这是财政收入不足之后向社会加征铸币税的手段,通过不断的搜刮,让民间陷入了赤贫,动乱来临了。新莽就是在这种模式下走向倒闭的。 

所以,中国封建时期的每个朝代都难以超过三百年,根源在于在特权的保驾护航之下,在这样的时间内足以完成贫富差距严重恶化、阶层固化进而导致社会动乱的过程。贫富差距分化、阶层固化的越快,朝代的寿命越短。比如,西晋有两个特点:第一,从开国皇帝司马炎开始就爱钱,可用爱财如命来形容,拼命地聚敛天下财富,当以皇权为背书聚拢社会财富的时候,社会财富就会更快速地聚拢到上层手中。既然皇帝如此,大臣就更加比学赶帮超。快速地完成了贫富差距恶化、阶层固化的过程。第二,西晋的社会等级体系和特权体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,那就是开启了血统论,这就让等级充斥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,让社会财富更充分、更快速地聚集到少数人手中。结果,西晋仅仅维持了51年就结束了。 

而那些维持时间比较长的朝代,在中前期,皇帝一般都很注重打压社会财富集中化的过程,宋朝、明朝的初期都以自己的方式解除了建国功臣的权力,避免新的权贵快速崛起成为豪门,延缓了社会财富集中化的进程。而唐朝通过多元文化(并不独尊一家)延缓了这样的过程。清朝之所以可以延续近三百年,源于满清贵族来自关外,在中原地区没有足够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,加上与汉族长期的对立情绪,延缓了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恶化的过程。

任何朝代的长短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性,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天命论,更不要去自我蒙蔽。

所以,任何封建时代当贫富差距恶化、阶层固化之后,都会登上战争的舞台,根源在于战争是社会利益大规模重组的一种方式。新的王朝建立之后,旧王朝的皇族和多数大氏族就失去了绝大部分财富,旧社会的、已经固化的阶层就会被瓦解。长期的战争之后,旧社会的特权阶层(尤其是皇族)基本会被消灭,生产资料又回到社会(每个人)手中之后,人们只要辛勤劳动,都可以实现温饱,此时,就会出现人心思安(安定)、渴望和平的社会氛围,和平的时机也就到来了。如果人们手中没有生产资料,即便辛勤劳作也无法填饱肚子时,也就不会有人心思安这种局势的出现,战争就还会继续打下去。所以,打破阶层固化,实现社会生产资料的重组,是实现和平的基础,也是人心思安的基础。 

战争与和平,和平与战争,永远是相伴相生。和平是为了解决“战争”所带来的问题(主要是贫困)服务的,战争主要是为解决“和平”所带来的问题(贫富差距恶化和阶层固化)服务的,互为因果。这与阴阳、善恶、正反相伴相生是一样的道理。 

不要厌恶战争,战争是为了和平,而和平又会孕育战争,这就是人类历史运行的基本旋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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